要成为全面的人、完整的人，就不能只用智而不关心别的。
这里所说的物，就是仁民爱物之物，包括一切生物。这里所说的欲，是指物质欲望。
君子之于物也，爱之而弗仁。孟子对孔子的仁学，不仅从心理情感上进行了论证，而且进一步推广到自然界，第一次提出仁民而爱物的主张，建立了人与人、人与自然的整体的价值关系，这是他的一个贡献如果联系到上面的不忍食其肉，就不是没有道德意义了。孟子讲仁心、不忍之心，首先当然是就人而言的，人与人之间要有同情心，要互相敬爱，但又不限于此，还要同情和爱护万物。唯其如此，孟子提出养心莫善于寡欲的主张。
但孟子讲这句话却是出于真心的。这被认为是移情说，但这种移情说并不是毫无意义的。在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中，儒学研究只能在开放的意识下进行。
有人说，儒家的天人合一学说是农业社会的产物，对现代社会没有积极意义。只有了解自己的独特性，才能思考融合的可能性，就如同世界的一体化必须以多元化为前提一样。但这类研究，最好少用模式化、抽象化的语言，多进行一些实证性的分析与综合。究竟有没有东亚模式一类的问题，还可以继续研究，至于说它有病，这倒是值得重视的。
儒学究竟是实体论，还是境界论？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。有些问题不被看成是问题，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。
这多少影响到人们的看法，研究儒学还有没有意义？至于理论方面，自从冯友兰、牟宗三等人将儒学与近代西方哲学相结合，提出各自的理论体系，特别是牟宗三以其对儒学的独特理解方式提出一套理论体系之后，不少人认为，儒学的理论问题已经到了尽头，再也无话可说了。当然，进行儒学研究与建立新的儒学体系并不是一回事，不能将二者等同。冯友兰先生讲境界，但又是从实在和概念认识的观点去讲。事实上也不可能如此，只要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理论性研究，都有时代气息、时代精神。
儒家（还有道家）也讲自然，但儒家所说的自然究竟是什么意思？同西方的自然主义有没有区别？自然有没有目的性？连最新的自然科学都提出这样的问题了。人仅仅是理性动物、符号动物，还是一堆要素或可能性，即什么也不是？要讨论人的存在问题，就不能没有情感，而情感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？这又是中西哲学长期讨论的大问题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，是不是简单套用西方关于自然的概念就算解决问题了？这里有深刻的哲学问题。胡适提倡考据学，也是有强烈的时代意识的，那就是引进科学方法，并不是找到几条资料就算学术研究了
问题需要我们发现，需要我们提出。这样看来，儒学研究中需要思考和探讨的问题是很多的，但有些问题可能被认为是老问题而被搁置起来了，没有看到它的现代性意义。
有人提出从全球意识出发研究中国文化与儒学，这是很有道理的。走中西会通的路，本来是很好的，但这是一个需要长期为之不懈努力的过程，一些大师级的前辈学者为我们做出了榜样，但要真正实现中西融合，则谈何容易。
儒学研究理应跟上时代步伐，更要有问题意识。现在人们逐渐认识到，境界问题是儒学的重要内容，甚至是其精髓之所在，但究竟应当怎样讲？境界与实体、境界与认识有何关系？这里有很多复杂的哲学问题，涉及哲学与宗教的许多方面，需要我们进行有深度的研究，我自己深感在这个问题上有许多困难。应当承认，这些年来儒学史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，这是必要的、值得高兴的。有些问题未经认真反思而被放过了，有些则被其他问题掩盖起来了。近几年来，人们普遍关心现代性一类的问题，试图找到儒学在现代社会的定位，努力挖掘儒学的精神资源，但什么是现代性，首先就有不同理解，更不要说儒学与现代性的关系如何。人们常说，要进行科学研究，还有人说，要进行纯学术研究。
儒学究竟是实体论，还是境界论？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。有人说，儒家的天人合一学说是农业社会的产物，对现代社会没有积极意义。
从目前儒学研究的情形看，大体有两方面的问题意识，一是现实方面的，一是理论方面的。20世纪又有人说，中国的儒家只有政治伦理，没有宗教伦理（当然更谈不上宗教改革），这句话长期以来像阴影一样笼罩着儒学研究，很多人认为儒学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，没有什么超越意识，但当代新儒家牟宗三等人提出，儒学是理想主义的，是很有超越意识的，他的论著影响了很多青年人。
理论研究则不同，不仅问题很多，方法很多，而且发挥创造的余地也很多。我们不能再停留在前辈们的时代，用西方某一个或某一派的哲学观点与方法来解释儒家哲学，而是要在对西方主流哲学与文化尽可能进行深入了解的基础上，重新反思儒学的独特性。
只有在这个前提下，才能理解一体化的问题。但这类研究，最好少用模式化、抽象化的语言，多进行一些实证性的分析与综合。在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中，儒学研究只能在开放的意识下进行。只要我们站在时代的理论高度，提出有意义的问题，进行创造性探索，就会做出新贡献，使儒学研究进入一个新境界。
事情究竟如何，正是需要深入研究的，不是几句话就能作结论的。前些年，有人从东亚崛起的事实中找到一个东亚模式，即儒家资本主义的模式，但是自从亚洲发生金融危机以后，便有人迅速做出反应：所谓东亚模式是不存在的，或者是有病的。
当然，进行儒学研究与建立新的儒学体系并不是一回事，不能将二者等同。与此相关的，诸如社会、家庭、教育以及日常生活方式等等，都在研究范围之内。
21世纪的生态、环境与发展问题将是非常严重的，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所有人，无论属于哪个民族或国家，都不能不面对它，并重新反思它。冯友兰先生讲境界，但又是从实在和概念认识的观点去讲。
再则因为，要说的话都已经说完了，再说就没有什么意思了。儒家（还有道家）也讲自然，但儒家所说的自然究竟是什么意思？同西方的自然主义有没有区别？自然有没有目的性？连最新的自然科学都提出这样的问题了。大家承认，儒学从根本上就是人学，但它有没有更深层的意义？随着工具理性与科学技术的发展，大家不约而同地重新提出人的存在问题，有人主张回到完整的人、本真的人、完全的人，这也是一个时代问题。事实上也不可能如此，只要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理论性研究，都有时代气息、时代精神。
从一定意义上说，儒学研究同其他研究一样，其贡献不在于结论本身，而在于问题的提出。现在随着问题的尖锐化，在西方自然主义又流行起来了。
胡适提倡考据学，也是有强烈的时代意识的，那就是引进科学方法，并不是找到几条资料就算学术研究了。有人一听到儒学的现代意义就神经紧张，以为是要否定什么什么了。
究竟有没有东亚模式一类的问题，还可以继续研究，至于说它有病，这倒是值得重视的。但是，不管怎么说，现在我们越来越认识到，任何学术研究，如果没有时代意识，没有新的问题，没有新的观点和方法，这样的研究是不会有多大价值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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